「土地大辯論」已於4月26日展開為期5個月的公眾諮詢，由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提出約18個方案，其中包括釋放約1,000公頃面積私人農地，以興建約13.8萬至27.3萬個單位。根據漁農自然護理署(下稱「漁護署」)資料顯示，香港於2015年共有4,523公頃農地總面積，而有生產力的卻只有732公頃，到2016年年底更只剩餘698公頃，分別生產蔬菜、花卉、雜糧作物及果樹，其餘約八成土地荒廢或淪為露天貨櫃場。在這個情況下，「土地大辯論」中提出動用千頃私人農地作為發展用途，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事。然而，現象的背後必然牽涉不同因素。本文在此並不評論法案背後可能存在的實踐問題(如《收回土地條例》的運用等)，卻希望提出疑問：本地農業有何價值，又當何去何從？
荒地與農地 待價而沽
從「土地大辯論」說起，開發荒廢的農地以滿足日漸 緊張的住屋需求，似乎是一個「廢物利用」的方法。 但由政府領頭修改農地的土地用途，似乎是為本地 農業判下「死刑」。在這個處境下，我們不妨問：農地 荒廢的原因是什麼？ 昔日的香港為小漁村，以漁農業為主要經濟體系， 但隨著香港割讓予英國後，便漸漸發展成國際口 岸，經濟體系由第一產業轉變為第三產業，加上新 市鎮落成、人口快速增長，農地於70年代末至80年 代初開始急劇減少，而內地開放改革令平價蔬菜得 以大量進口，亦使本港農業進一步萎縮；除此之外， 作為移民城市，香港於1961年的人口普查中顯示， 在3百多萬總人口中共有52.3%皆為內地移民。於 是，差不多全部移民農民因而失業，少部份租借原 居民或官地進行耕作。土地擁有權與實際使用者身 份割裂，令農民失去安全感，經濟來源不穩定。更甚 者，近年因土地價格上漲及政府針對新界地區的發 展方案，有部份地主為方便日後賣地而突然收回農 地，亦有發展商大量囤地，並因農地租金回報率不 高而寧願讓耕地荒置，出現大量荒廢的農地，使農 民生活宛如朝不保夕。 面對上述問題，政府對農業政策的忽視責無旁貸， 對於農民的保障及協助、土地用途改變的監管等 等，亦未有足夠的支持。當然，其曾於2014年至2015 年就《新農業政策 : 本港農業的可持續發展》(以下稱「新農業政策」)進行持續6個月的諮詢，令相關界別一度認為本港有望復興農業。但政策需已進行初 步討論，卻未有任何落實舉動，而「土地大辯論」更 建議改變私人農地的土地用途，間接鼓勵發展商的 囤積舉動，進一步打擊本土農業。更有機會以此為 引，使本地農業的生存空間進一步收窄。
「本地農業」，何價？
香港地少人多，在人口持續增長的情況下，寸金尺 土已不足於形容香港地價，因此農地被各方虎視 眈眈。甚至有坊間認為，在「全球化」的趨勢下，政 府應當將農業「外判」，將有限的資源用在「正確 的地方」。然而，必須了解的是，本土農業有其不 可取代的價值，特別在現今「後現代思潮」的處境 下，更值得反思。 根據漁農署數據，本地農產蔬菜供應於2016年僅佔 全港所需的1.7%，其中更有99%的稻米依賴進口， 相比日本蔬菜自給率的39%和韓國的50%，明顯不 足。食品供應數量、價格和品種等因而將需要依賴 全球市場，在「糧食安全」(food security)如斯重要的 問題上顯得被動而不穩定。 此外，農業本身亦有多元價值，具教育、環境保育 等功能，開放農場作為教學參觀及體驗，使下一代 懂得珍惜大自然的饋贈，亦可以降低運輸成本和能 源，間接達到減碳的效果。而且，本地農場提供的食 品亦更新鮮，為本地居民提供更優質的食物。 近年由於對經濟發展的追求、物質主義的高舉，令 新一代開始反思「發展、進步、快樂」等概念，更提出 「本土情懷」，希望透過耕作連結個人與土地的情 感，強調具有靈性而自給自足的生活，從而尋找到「自性」。
尋找一條出口 本地農業的轉營
現時，香港對農地用途政策嚴謹，不允許其提供飲 食和住宿條件。然而，參考國內與台灣近年發展，農 業由「第一產業」過渡至「第三產業」是一個必然的 趨勢。台灣早於1983年便制定了發展觀光農業的計 劃，由政府就技術、宣傳、資金等方面提供支援，讓 合資格農場發展觀光業務，從而結合生產、生活和 生態，達致可持續發展。而國內近年興起「農家樂」， 亦即由鄉村提供予城市人的休閒旅遊形式，以田園 風光及簡樸農家生活為賣點，使城市人得以回歸自 然，舒解日常的精神壓力。 同時，有機耕種亦是一個大方向，不但有益於生態 環境，亦能提升農作物質素，強調優質、健康及安全 的農產品，以提高其價格及農地價值。此外，提升農 業技術亦能夠增加農地生產量，以新加坡為例，其 於2002年的農業用地只有807公頃，近乎香港農業 用地的五分之一，但政府卻把蔬菜自給率訂定為 10%，目前更有 6 個農業科技園區，進行新農業技 術研究的開發工作。 本地農業在各方面均有不可取代的價值，更牽涉到 一個健康城市必要的元素，單單透過「經濟發展」的 濾鏡去看待，便未免過於偏頗及狹隘。當然，全面的 農地復耕亦存在一定的難度，特別是現今投身農業 的人數愈發減少，但這又與政府未有支援政策有著 必然的因果關係。但更重要的是，相信「經濟發展」 及「農業保育」絕非不可共存，但如何在此兩者中取 得平衡而非顧此失彼，卻需要再深化的研究與討 論，亦當借鏡其他城市的做法。